1969年早春，“九大”召开在即。毛泽东虽然清楚地知道在“九大”上解放邓小平的主张难以实现，可是他只要有机会，仍在为邓小平日后的“出山”作一些努力。3月12日，毛泽东出席了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文革讨论九大政治报告的会议。他在这次会议上发言时又一次对江青、康生等人谈到邓小平，毛说:“我历来不主张把邓小平同刘少奇弄在一起。”十天后，毛泽东再一次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中谈到邓小平，他说：“九大报告上只写我和刘少奇的名字，邓小平和刘少奇要有区别。这次犯错的同志，没有王明犯得大，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但最终邓小平仍然没能参加党的“九大”，当然他也更不可能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中央委员。
一、邓小平到达江西后，第一件事就是通过汪东兴给毛泽东转信
“九大”结束不久，邓小平就于5月3日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实际上邓小平是想通过汪东兴向毛泽东转达他对“九大”的态度和渴望尽快得到政治结论的要求。邓小平在信中称：“请东兴同志转报主席、副主席和党中央，对九大的各项决议我都坚决拥护。”在谈到他的问题何时得到处理时，邓小平说：“九大开过了，不知是否到处理我的问题的时候，对此，我完全拥护党的决定。我本人最大的要求是能够留在党内，使我能有机会，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执行新党章的规定，在我的余年中，努力做好党分配给我的工作。”邓小平还表示：“我完全静候党的决定。……我将毫无保留地接受党对我作出的政治结论，并保证永不翻案。”汪东兴当即将此信呈交毛泽东亲阅。5月5日，毛泽东披阅邓信并亲笔作出了批示：“此件请林彪及在京政治局委员阅。”此外，毛泽东并无进一步的意见。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毛泽东也不可能给邓小平任何答复，更不能给邓小平分配任何工作。因为林彪和江青等人对保留邓小平的党籍始终不肯甘心。
1969年邓小平终于离开了中南海。10月26日他们一家在中央专案组的押解下，秘密从北京辗转来到江西某地。10月28日专案组押送人员回到北京的当天，即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份绝密报告。内称：“十月二十二日送邓小平、卓琳、夏伯根（指邓小平的继母——引者注）去江西，今日归来。邓押于南昌西北十三公里处，原步兵学校，现五七干校。某某军某某师炮团和原步兵学校留有完备住处。由省革委会管。派炮团一个班十二人监管，单住一小楼上。下住一个干事和一个战士管他。平日劳动，仍用邓小平名字。……”
邓小平从此开始了在江西长达数年的隐居生活。他来到江西不久，为让毛泽东及时了解他离京后的境况，邓遂于11月26日，亦即他们到达江西一个月后，即给汪东兴写信，介绍他们一家离京以后的情况。邓小平在信中说：“每天上午六点半起床，七点三十五分由家动身，二十几分钟即走到工厂，在厂劳动大约三小时半，十一时半由厂回家。吃午饭后睡睡午觉，起来后读毛选（每天力求读一个小时以上）和看报纸。夜间听广播，还参加一些家务劳动，时间也过得很快，我们是自己做饭（主要由我的继母做，我和卓琳帮帮厨）。我们过得很愉快。我们是在新建县（南昌市属，距南昌二十余里）县办的一个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这个厂原是县的拖拉机修理站，现扩大为修理兼制造的厂，全厂八十余人，除劳动外，还参加了两次整党会议和一次大干年终四十天的动员大会。厂里职工同志对我们很热情，很照顾，我们参加的劳动也不重，只是卓琳心脏病较前增剧，血压增高到低压一百高二百，吃力一点，但她尽量每天上班。……我决不辜负主席和党的关怀，决不做不利于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事情，努力保持晚节。……因为要熟悉一下，所以过了一个月零四天才给你写信，以后当隔一段时间向你作一次报告。如有必要，请将上述情况报主席、副主席和党中央。……”
◆邓小平在江西写给中央的信。
当这封信将要付邮时，邓小平又在信后附了一张短函，谈到他们离开北京时一些家中生活用品和书籍，因为飞机超重等原因没有带到江西，那时的邓小平因赋闲急需读书，因此他特别关照汪东兴最好把这些东西运过来。邓小平不知毛泽东是否看到了他的来信，但不久他在江西即收到中办托运过来的书籍和物品，这才断定至少汪东兴读到了他的来信。事实上，汪东兴早把他的信呈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参阅。正是在毛、周的关照下，邓小平渴望得到的生活用品及书籍才及时运到江西新建县。从这些来自中南海家中物品上，邓小平能体会到一点温暖和希望。
二、毛泽东虽未答复，但他在庐山却多次提到邓小平
1970年2月9日，邓小平在江西再次给汪东兴写信，想通过他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反映一些生活情况，他希望毛泽东在百忙中获悉一些他在江西的近况。这时，邓小平正是通过给汪写信的方式，才可以与毛泽东取得一种间接的联系。邓小平给汪东兴的信中写道：“上次写信后，到现在又有两个多月了。这期间，我们的生活、劳动和学习情况，同上次报告的没有什么变化。每天仍是上工厂（劳动时间减少了一小时），看书、读报、听广播。除到工厂外，我和卓琳没有出去过。我们除给自己的孩子们通信外，绝没有同过去的熟人有任何来往。十二月上旬，我的小女儿毛毛回来了。一月初，我的小儿子飞飞也回来了（他们即将回到劳动的地方去）。我们同他们两年多不见，一旦相聚，其乐可知。本来，我们曾希望两个大的孩子（邓琳和邓楠）也回来团聚一下，她们没有请准假。好在她们回来的机会是有的。我的大女儿邓琳来信说，她们学校即将分配工作，她已向领导请求改行（即不做美术方面的事，因她本人搞美术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个工厂中工作。我们对她也是这样希望。加之她已有二十八岁了，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在工厂顶班劳动八小时，也似有困难。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这件事，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再，如能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邓小平那时处于远离京城的困境中，离开北京后他对政治上的东山再起显然不报任何希望。因此他在给汪东兴的信中所谈，几乎都是有关他家庭成员和子女们生活的安排事宜。
◆邓小平下放江西时家人合影。
这一次，汪东兴没有回信。当然，也无从了解这封信是否摆到了毛泽东的案头。邓小平当然不会知道，这时的毛泽东正面临着“文革”中的又一次严峻挑战。就在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寄到北京不久，毛泽东已赴庐山主持党的九届二中会全。林彪与毛泽东发生自结识以来最为尖锐的一场斗争。在这种时候，来到江西的毛泽东当然无暇顾及近在咫尺的邓小平。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忘记邓小平。就在当年盛夏的8月15日，毛泽东还在与身边人的谈话中表示，他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他就是此时正在新建县参加劳动的邓小平。他对身边几位党政要人以赞许的语气表示：“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毛泽东有感而发的一句话，让一些党政要人看到了邓小平将来有再度“出山”的可能性。因为毛泽东在上庐山时还想着邓小平，足以说明邓小平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不过这是在当时极为敏感的问题，谁也不敢想邓小平有一天还会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三、惊悉林彪折戟沉沙，邓小平马上从江西写信向毛泽东表态
1970年9月13日，邓小平在江西再一次给汪东兴写信，谈到他的江西一年来家庭的近况。他写道：“我和卓琳的情形，同过去告诉你的完全一样，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读书、学习、看报、听广播，还做些家务劳动。除住宅和去工厂外，未出院门一步。每天上工厂，有干部黄同志跟同。我们的生活日用，由黄同志和一战士帮助，所以没有什么困难。劳动成了我们最大的一种需要，虽在盛暑，我们也坚持到工厂，在自己院内，还种了点蔬菜。我们对外没有别的来往，只同几个小孩通信。”在信中还谈了几个孩子的情况，寻求党的帮助。
可不知道为什么，邓小平后来竟发现他与汪东兴通信这个渠道渐渐出现了障碍。他曾一度通过这个渠道与党中央和毛泽东保持着若断若续的沟通和联系。然而在当时林彪和江青等的干扰破坏下，邓小平即便想给汪东兴写信也不能如愿了。原因是1971年2月邓小平又为长子邓朴方医疗问题写信给汪东兴时，江西省革委会有人劝止了他，要他今后不要继续写信了。这是邓小平最感痛苦的事情。这几年来他就是通过这一渠道与毛泽东保持联系并不断获得帮助的。一旦这一联系中断，邓小平真不知如何向毛泽东求援了。好在这种困境不久即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又有了改变。
1971年9月，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当时在江西劳动的邓小平一直到当年冬天才听到传达。这时他离开北京已经整整两年了，当年邓小平是按照林彪发布的“一号命令”来到江西的。现在当邓小平惊闻林彪猝死的消息时，真是百感交集，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尽快与毛泽东见面。但在当时的环境中，邓小平想去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情况，简直就是异想天开。邓小平还是挥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11月8日致毛泽东的信中坦率倾诉了他对林彪自取灭亡的激动心情，同时表达他对中央粉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决定表示拥护。邓写道：“主席。……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领导和及早的察觉，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在邓小平谈到他离京后的生活情况时说：“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后再退休。……”邓小平此时并不知道，尽管毛泽东几年来与他分隔两地，但无时不在关心邓小平。早在林彪事件发生前，8月盛夏，毛泽东在历史性的南巡期间仍然还在想着如何解放邓小平。当月15日毛泽东专列抵达杭州时，他在车上召见当时的军政负责人熊应堂等人时，还没有忘记邓小平。毛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
四、1972年夏毛泽东终于在邓的信上作了批示，解放的曙光已经来临
当年冬，毛泽东在北京收到邓小平远从江西寄来的信后，感慨系之。他蓦然回想起1966年逐渐疏远的一批开国元勋，当他发现邓信中提到请中央照顾他几个子女时，毛泽东当即信手在邓函上作出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指汪东兴——引者注）办一下。”由于邓小平在这封信中谈到江西有人不许他再给汪东兴写信的事，这更加引起毛泽东的注意。邓小平信上说：“过去，主席交代我有事找汪东兴同志，今年初因我大儿子的事写信给他，工作同志告诉我不要再写信了，所以十一个月来，我没有再写信。”毛泽东因此亲自拨冗过问，他明确指示汪东兴，今后凡邓小平的事情，仍然要你（汪东兴）给管起来。就从这时开始，邓小平又可以像从前那样给汪东兴写信了。
林彪的折戟沉沙，无疑给毛泽东以巨大的心理创伤。在毛泽东对林彪事件进行反思时，也勾起他对一批当年随他出生入死的元帅和将军们的思念之情。隔年早春，毛泽东1月10日突然前往八宝山参加陈毅追悼会的行动，就是在这种无法抑制的感情中作出的决定。因此，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才会对周恩来等身边人由衷发出了一声感叹：“邓小平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正因为毛泽东表明了这样的态度，才给周恩来提供了尽快促成邓小平再次复出的契机。在周恩来运筹帷幄之下，一个早日恢复邓小平党内组织生活的决定已在开始酝酿。周恩来意识到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的谈话，就是将要启用邓小平的信号。因为这时的周恩来已染重疾，当时的中央只有邓小平出来才可以替周恩来支撑国家和政府的危局。但周恩来凭借对政治形势的敏锐观察，认为让邓小平出来全面主持中央的工作，时机尚未成熟。直到当年8月，毛泽东再次批转邓小平给他的来信，周恩来这才意识到期盼已久的时机来到了。邓小平在林彪猝死后第二次写信给毛泽东，主要是江西省革委会根据中央的布署，正在组织各地老干部结合学习中央文件，系统地对林彪进行批判。邓小平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开始揭批林彪历史上的问题，8月3日，邓小平顺便在他揭发林彪的报告上附一封给毛泽东的短信。邓在信中称：“对于林彪、陈伯达，没有什么重要的材料可以揭发，只能回忆一些平时对他们的感觉。对林彪，我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太容人的人。……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
此前，毛泽东已经先后批阅了朱德、刘伯承、陈云等老同志的揭发材料，如今他收到来自邓小平的材料，毛当时非常满意。毛泽东特别对邓小平在揭发材料中谈到自己工作时的一段话格外关注：“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当毛泽东8月14日披阅了邓小平8月3日辗转送达北京的这份信函时，当即作出了重要的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这是几年来毛泽东对邓小平最为明确的肯定。也是他“文革”以来首次全面的评价了邓小平的功过。周恩来在医院反复把毛泽东的批示看了两遍，直到这时，他才感到沉重的肩头有了一丝轻松。因为毛泽东已经明确表达启用邓小平的意向。虽然他深知让邓小平现在就出来工作，仍然面临种种巨大的阻力，但已经恢复组织生活的邓小平距出来工作的时间已经为期不远了。
五、毛泽东与邓小平见面，已经是阔别六年之后
当年12月周恩来发现时机成熟，即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和汪东兴，内中谈到毛泽东主张给邓小平安排工作的问题。周恩来清楚意识到，毛泽东自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即频繁提及的邓小平问题，现在终于到了将要解决落实的时候了。于是他以信函的方式向纪、汪两人谈及邓小平的工作问题，为的是在政治局内造成影响。周恩来说：关于邓小平要求工作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12月27日，纪登奎和汪东兴联名写信给正在医院治疗的周恩来总理，信中称:同意“邓小平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的工作”。周恩来接到纪、汪的答复函后，即在信件上批示：“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1975年，毛泽东接见邓小平后与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合影。
1973年2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电告江西省革委会，安排专车把邓小平夫妇悄悄送回北京，以便伺机安排邓的工作。不久，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中央政治局起草了一份《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内职务的报告》，在这份事关大局的报告中说:“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邓小平同志已经回到北京。为全国树立这样一个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报告》随即呈送中南海游泳池。3月9日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并挥笔批示：“同意。”隔日，便形成了一份《决定》文稿，该《决定》中有这样的内容：“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在邓小平同志写给主席的一封信上，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遵照批示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的工作。……”
自此，邓小平复出的障碍终于解除。3月28日，周恩来在他接受治疗的北京玉泉山，秘密会见了从江西归来的邓小平。次日，周恩来带病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邓小平的情况。在谈到邓小平近况时说：“他的精神、身体都好。”同时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当月29日或30日，安排邓小平在毛泽东处以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之便，会见阔别多年的毛泽东等事宜。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在29日下午接见邓小平。
29日下午3时，周恩来亲自陪同邓小平进入久违的中南海。当邓小平出现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处时，毛泽东紧紧地握住邓小平的手，这时候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已经整整阔别了六年之久。彼此在此重逢，都有隔世之感。毛泽东和邓小平坐在书房里促膝交谈，当毛泽东询问起邓小平这些年在江西是怎么过来的时，邓小平只以两字作答：“等待！”两人在长谈过后分别时，毛泽东一直把邓送到门口，关切地叮嘱他说:“你要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邓小平开始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逐步恢复工作。初回北京的邓小平感到“四人帮”的势力仍很嚣张，虽有周恩来等人的积极支持，他仍然难以放开手脚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对此，毛泽东看在眼里，他知道周恩来病情日危，国家极需有邓小平这样的人来主持支撑大局。于是在 12月14日夜里，毛泽东刻意利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机会，公开推出邓小平。毛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恢复邓小平的威信，以期让他早一天替代周恩来支撑国家危局。当晚，当邓小平走进政治局的会场时，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都颇感意外，因为让邓出席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还是第一次，因此邓小平面对的几乎都是惊愕的目光。毛泽东认为让邓小平尽快走向前台的时机迫在眉睫，他当场对所有政治局委员们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面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你（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邓小平没想到毛泽东会在这种场合隆重向大家介绍自己，他浑身顿时有一股力量。他知道毛泽东力排众议地大胆启用自己，并非仅仅为了权宜之计。而是毛泽东多年来始终对他寄予的厚望。邓小平心里清楚，自1966年“文革”开始以来，毛泽东为了让他早日出来工作，已经在公开或不公开的场合，十几次对人谈到要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区别开来，甚至还在党的“九大”之前，千方百计地保留其党籍并企图把邓小平选为中央委员。当然，即便是毛泽东在当年政治大环境下也难以实现他彻底解放邓小平的计划。毛泽东爱才心切，难能可贵的是，这期间邓小平在林彪“一号命令”下前往江西劳动，毛泽东也仍然没有忘记他。纵观“文革”以来，邓小平为靠近毛泽东，曾经先后九次给毛泽东（有些是透过汪东兴转达毛泽东）写信，而毛泽东即便在形势困难时期，仍一如既往地关心他。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这才真正实现了当初解放邓小平的夙愿。
为了进一步树立邓小平在政治局的威信，毛泽东决定趁热打铁，彻底打破“四人帮”围困邓小平的阵脚。隔日，毛泽东在另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当众谈到邓小平的职务和工作问题。毛泽东指着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又诙谐地指着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在12月21日的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当众谈邓小平，他语气中含有无法掩饰的褒奖。毛泽东回忆说：“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邓小平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点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
自此，邓小平才真正从“文革”的困境中走出来了。
来源：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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